作者：王伟章

雪岭风刀刻篆痕，秦车采药驻寒津。

千年帝号争疑处，犹向苍崖问旧尘。

6月8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名为《实证古代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——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仑”石刻》的文章。这块“采药昆仑石刻”在学术界和网络上引发海啸，也激发了地理昆仑的新一轮探讨。不论石刻真假，本文只论昆仑词源和演变，力图利用这次青海发现“采药昆仑石刻”为契机，在新时代构建中华民族的“文化坐标”，打造世界级文化标识组成的昆仑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，逐步推动自然文化遗产申遗方面作一些思考。

昆仑词源的多维探寻

语音与语义的关联。昆仑一词的语音演变与“穹隆”“窟窿”等词存在深层联系。上古汉语中，“昆”拟音为kun，“仑”为run，与“穹隆”（天的形状）形成音义关联。这种关联不仅体现了先民对天地结构的直观认知，更将昆仑与“天中柱”的神话意象绑定，使其成为沟通天地的神圣象征。同时，“昆仑”与阿尔泰语系中的“天”（如突厥语Kun、满语Kundurum）存在同源可能，暗示其在早期跨族群交流中的传播。

跨文化视角的解读。学界对昆仑词源存在多种假说：苏雪林认为其源自两河流域的“Kurkura”，凌纯声则主张与两河流域的“Ziggurat”（坛庙）相关；丁山、程发轫等学者则指向羌语“火山”或藏缅语“黑”的含义。这些观点虽未达成共识，但共同揭示了昆仑作为跨地域文化符号的复杂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湘西苗语称月亮为qela（眼月），与“昆仑”音近，暗示其可能与原始宗教中的日月崇拜相关。

神话与地理的互文。《山海经》将昆仑描绘为“西海之南，流沙之滨”的奇幻之地，其地理特征（弱水、炎火、火山）实为先民跨区域迁徙的隐喻。《禹本纪》《淮南子》等文献进一步将昆仑与大禹治水关联，赋予其“息土填洪”“化育名山”的文化功能，使其成为民族融合与生存实践的象征。这种“地理神话化”的过程，将自然山脉转化为文明起源的精神坐标。

上述论述积淀，为近代知识分子重塑中国提供支撑。有关观点，见拙文《“无与“仑”比：一脉相承的昆仑文化”》。

近代知识分子对昆仑的主动建构与运用

文化根脉的断裂与缝合。西学冲击下，传统“天下观”崩塌，知识分子急需寻找能承载民族认同的超时空符号。昆仑作为《山海经》《淮南子》中的“帝之下都”，兼具地理神圣性与神话普适性，成为理想的文化黏合剂。率先引进神话概念的蒋观云，在他所作的《中国人种考·昆仑山》一文大量引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水经注》等古代历史、地理著作，《山海经》、《穆天子传》中的神话，以及婆罗门神话来论证“昆仑山就是喜马拉雅山”，“西王母种族之名，是黄种的氏族”，无疑对此后昆仑神话体系的建立和华夏族起源研究有着重大的影响。

民族主义的话语需求。当时民族主义为追溯汉族的族源，将祖先起源神话作为他们颂扬汉族在人种、文化优越性的理论依据。在建构“中华民族”概念大背景下，闻一多立足需跨越地域/族群差异的共同精神图腾，将昆仑考据为“伏羲族圣地”（《伏羲考》），为“多元一体”提供上古依据。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“层累说”,剥离昆仑神话的迷信外衣，释放重构空间。钱穆利用文化地理学,提出昆仑山脉作为“文明摇篮”的空间隐喻,并借助闻一多结合人类学+训诂学,提出昆仑=中华文明发源地，成为抗战凝聚力的符号。

这些论说，带动了近代昆仑的符号化重构。首先，去地理化：脱离具体地理位置争议（如祁连山/于阗之争），转化为抽象精神符号。其次，意义扩容。提出昆仑是民族精神载体，如梁启超将昆仑的“雄浑”特质喻为中华民族应有之气魄（《新民说》）。作为政治理想投射，毛泽东“安得倚天抽宝剑，把汝裁为三截”（《念奴娇·昆仑》）象征打破旧世界、实现大同的革命愿景。而由昆仑神话改编而成的《故事新编》在鲁迅手中变成反抗黑暗势力的“匕首”和“标枪”。

昆仑从道教仙山变为革命圣山的过程中，其原始宗教内涵被选择性遗忘——符号的“纯洁化”实质是意识形态的提纯。

近代知识分子对昆仑的重构，可以说，是一场 “传统的发明”：他们从文化废墟中拣选这一古老符号，注入民族存亡所需的凝聚力、抗争力与理想主义，使其成为转型中国的精神支柱。这一实践既彰显了知识分子的主体创造力，梁启超在《中国魂》中将昆仑山的“雄浑刚健”特质提炼为“新民”必备品格，完成地理特质→民族性格的转喻。正如郭沫若《女神》中的昆仑意象：“我效法造化的精神，我自由创造，自由地表现我自己。” 昆仑成为创造力的本源，呼应“破旧立新”的时代精神。有关论点，见拙文《回视与超越：昆仑神话百年研究》。

当代启示：再创造的契机

昆仑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符号，其的词源与演变，本质上是一部从神话昆仑到地理昆仑，再到精神昆仑的中华文明的生成史。从阿尔泰语系的“天”之词根到汉语“穹隆”的宇宙想象，从《山海经》的地理奇观到现代民族精神的象征，昆仑始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。

同样顺应近代思潮，一个“昆仑在青海”的认识也在不断形成。对青海的考古发掘，获得了重大发现，大大提升了青海在中华民族文化一体格局中的地位。加上“河出昆仑”论述，把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母亲河--黄河，与中华民族的“宇宙山”联系起来，为中华文明源自青海找到了神奇的依据。

我认为，追溯近代史，对青海，最有价值的是戴传贤《新青海》杂志1933年第四卷所撰写的卷首语，为现代昆仑与青海关系确定了不同于学术界的厚重基调。他说，“青海是中国民族生活的泉源地，四万万同胞所赖以生存之两大河流皆发源于此。”“而青海这个地方，才真真正正是五大民族交换文明、交换血统的一个和平美丽的舞台”。“中国好比欧洲么？青海便是希腊。中国好比春秋时的周代文明么？青海便是岐山”。“全中国的同胞们啊！青海的历史任务不独未曾终了，而且正在开始他那为五大民族交换文明、交换血统的和平美丽的舞台之地位，从今日起将更加显明更加重大”。

昆仑的近代之旅提醒我们：文化符号的生命力，在于持续回应人类对“意义、归属与超越”的永恒渴求。近代这场跨越世纪的符号锻造运动证明：真正的传统不是遗产，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再创造。当知识分子以昆仑为斧，劈开现代性迷雾时，他们不仅重塑了山的意义，更重铸了一个民族在激变时代锚定自我的精神能力。见拙文《昆仑文化与中华源头文明》。

今天，我们正全力推进“一带一路”，在一带一路语境中，昆仑可重构为亚欧大陆文明交流的象征：地理上连接西域与中原，神话学中兼容西王母（《穆天子传》）与希腊奥林匹斯山体系，从而推动构建起中国和世界相结合的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
此时，建构昆仑在青海的文化价值体系，倡议打造昆仑山国家公园，筹办国家层面昆仑文化国家论坛，“秦始皇遣使采药石刻”的出现，为扩大昆仑在青海宣传效应创造了最大契机。

责编:雪莲